夢想、決心、熱情：《舞徑》透視臺灣芭蕾舞現狀

文字 | 大衛 • 密德
English

由於公共資金的欠缺、三大國家級藝文場館的漠視、教育體系的定位不明，以及培訓水準上的種種問題，古典芭蕾舞在台灣長期以來一直舉步維艱。然而，數個世代以來，為數不多的舞者、教師和總監們仍不放棄奮鬥，夢想著它終究將進一步獲得肯定，在這個國家的舞蹈界中找到一席之地。

導演楊偉新將目光投射於此現況，在其新紀錄長片《舞徑》中，將三位台灣不同世代舞者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每一條敘事線皆凸顯出這項藝術亟需的敬業精神、辛勤努力與自我要求。

本片主要透過這三位人物觀察，藉此回顧台灣古典芭蕾部分過往歷史，因此可為今日舞者、編舞者和導演面臨的困境提供一些脈絡。整部片節奏流暢，剪接俐落乾淨。

紀錄片的前半段主要在引介三位主要人物的歷程。

高中生郭蓉安努力在台灣教育制度的現實和母親的擔憂中實現成為全職舞者的夢想。在獲得獎學金參加波修瓦芭蕾舞校的短期課程後，開始出現質疑她為何看起來遠落後於同期其他舞者的聲音，而這成為往後經常面對的問題。

在首爾，我們遇到了韓國環球芭蕾舞團的獨舞者梁世懷。雖未明言，但這個擁有70位舞者編制的舞團之規模和地位，立即讓人想與台灣的情況相對照。如同其他極少數成功進入大型海外舞團的台灣芭蕾舞者（有趣的是，幾乎都是男性），高度的自信和堅定的決心以及海外留學經驗讓他獲得進團的機會。和郭蓉安一樣，他指出，過去自己與其他人相較在技巧上有所欠缺。

梁世懷強調，臺灣舞蹈教育工作者普遍認為，專攻芭蕾舞是一條死路，不該獨限於任何一舞種。因此，從小學開始在舞蹈班中，學生除了學習芭蕾舞外，也要學習現代舞和民族舞蹈，而芭蕾通常僅排在末位。儘管片中並未著墨，但或許可以解釋芭蕾為何在地位上的排序上是如此；有些人的觀念（包括高等教育界）認為，芭蕾舞在某種程度上是「非臺灣人」的舞蹈。於是不禁讓人好奇，為什麼對於源自美國背景的「葛蘭姆技巧」卻有著不同的看法，而在舞蹈課中以其做為現代舞訓練的基石？

我們甚至聽到郭蓉安說她在高中時聽過「亞洲人不適合跳芭蕾舞」這個老掉牙的說法。她沒有說出自誰，但推斷是來自老師。

鏡頭轉回台灣，李巧於1981年創辦了台灣第一個職業芭蕾舞團「台北藝苑芭蕾舞團」（只維持了四年），1986年試圖採用專業舞蹈學校模式再創辦四季舞蹈中心。據說，由於缺乏在地資源，李巧幾乎是自學而成。她談到，當時去了俄羅斯才意識到台灣的芭蕾舞有多麼落後。 可想而知的是，現在仍然是。

雖然偶有希望閃現，實際上現實幾乎沒有改變。資源和工作機會的匱乏已不是祕密，儘管唯一支付舞者全年薪資的雲門舞集讓臺灣職業現代舞界相較之下有較佳的改善。與大多數國家相比，挹注於舞蹈（實際上是所有藝術）的公共資金普遍過低，不論任何舞種。

福爾摩沙芭蕾舞團（前身為台北室內芭蕾舞團）總監余能盛述說了他付不出舞者薪水的窘境。台北首督芭蕾舞團的徐進豐，即使在如此惡劣的藝術環境中仍義無反顧的持續推出作品超過30年，在片中坦言每年都在擔心演出無以為繼。舞者談到了他們的報酬，數目少得可怕。其中一人發現，甚至比不上在7-Eleven便利商店工作。

《舞徑》確實勾勒出當今臺灣芭蕾舞界的現狀，但也令人深感挫折。雖然它鼓勵觀眾提問，影片本身卻不直面這些問題，更不曾試著尋求答案。此外也欠缺許多人的觀點。

芭蕾舞在舞蹈班中的地位反覆被提出討論。前亞特蘭大芭蕾舞團獨舞者林立川解釋道，芭蕾是必修的，但並沒有明確的目標。此外，課程中也明顯存在著訓練不足的問題，從演出中經常出現不及標準（尤其是硬鞋技巧）的表現便可證明。但是回過頭來，在職業芭蕾舞環境如此缺乏支持的情況下，究竟有什麼目標好實現呢？

李巧提及學習中斷的問題，這一點我也曾聽老師們提過，或許舞蹈學生必須在12歲到15歲間從國小、國中、高中轉換學校的三階段學校制度也加深了問題嚴重程度。這並不意味所有老師都應該以同樣的方式或風格教學．畢竟技巧的達成不是僵化的，但必須要有一定的一致性。

她也對教師普遍沒有全盤了解芭蕾舞教學一事感到憂心，並提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觀點：知道如何跳舞和知道如何教學是非常不同的事。

許多人很可能因為害怕影響資金募集、教學職位等等因素不願意說出來，芭蕾舞界本身也存在分歧和衝突，於2019年去世，備受推崇的舞者時雅玲便暗示了這一點，就這部分，電影似乎有意迴避。

我們無從聽到政策制定者對於為何邊緣化芭蕾舞的說法，為何如此抵觸紮實的芭蕾技巧培訓的教育系統至今仍維持原樣？是否曾考慮過改變？儘管現今的舞者需要能夠跨類型表演，高中階段（15-18 歲的學生）的舞蹈班是否有可能像西方學校一樣，個別專注於某種類型？

片中提及，類似的專門訓練在韓國非常成功，但也強調了很重要的是，職業舞團的出現為學生提供了榜樣，讓他們渴望成為其中一分子。通才的教育方法根本不適用於芭蕾舞，芭蕾舞者需要儘早專科化，並做好準備在 18 或 19 歲時進入舞團。

然而，攻擊當前的系統或政策制定者很難推動環境進步。王澤馨擁有12年美國舞蹈經驗，目前除了在台北經營一所備受推崇的舞蹈教室，也在臺灣籌辦受歡迎的國際芭蕾舞星饗宴，她觀察到這是改變的唯一途徑，但當然很難達成共識。說起來容易，但要取得協議可能非常困難。

《舞徑》至少拉開了台灣芭蕾舞界部分的帷幕，這部作品體現了至今已延續幾十年的懷疑和不確定性。電影最後只能在「只要夠努力，就能到達那裡。」的說法中結束。當然，台灣絕不缺乏全心全意地投入這項藝術形式的舞者和老師；我希望我能保持樂觀，但除非政策制定者、整個社會的態度徹底的改變，同時芭蕾舞界開始大聲疾呼並通力合作，然而對此我感到非常懷疑。